重庆的土家族主要聚居于重庆市黔江区、石柱土家族自治县、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、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，及三峡库区的忠县、万州、云阳、奉节、巫山的土家族乡。总人口106.9万（1999年），约占全国土家族总人口的20%；在恩施、渝东南、铜仁、湘西、张家界、宜昌土家族全国主要分布地中，人数居第二位。
根据《石柱县志》（1994年版）的取之相关古籍和当地52部族谱记载的考证结果，认为石柱土家族主要是巴人遗裔和其他民族融合形成。具体而言，明、清及其以前，土家族的来源有五：一是古巴人的遗裔；二是历代战争中落业石柱的官兵；三是元末明初由楚迁石的居民；四是明末清初避乱来石柱定居的居民；五是清初迁徙来石柱的移民。宋、元、明、清分别迁入的各个群体，与土著的巴人遗裔长期共同生活，历经通婚、合族、附族和繁衍生息，相互融合，最终形成了石柱土家族。
石柱一带自古就是巴人部落賨人(板楯)、蜒人及獽、夷、獠人的居住地区之一。当地的巴人遗裔始终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主体和主导因素，因此在土家族社会中，明显保留着古代巴人文化的遗存。
首先是白虎崇拜，巴人以白虎为崇拜神，石柱土家族则有祭拜白虎的习俗。石柱县漆辽坝一带每年在七月十二日或腊月间要祭白虎神；石家坝一带田姓家家堂屋挂白虎神像；七曜山和方斗山区，以虎命名的地名，各处皆是，如漆辽乡有白虎岭，蚕溪乡有麦虎威，黄鹤乡有黑虎岭，中益乡有黑虎寨，鱼池乡有虎头寨，石流乡有木虎槽，石家乡有马虎岭等。
其次是人祭的共同习俗。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记：“廪君死，魂魄世为白虎，巴氏以虎饮人血，遂以人祠焉。”石柱土家族则流传有“还人头愿”的习俗。明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·卷三十》记：“明万历年间，永顺土司祭祠时，杀人献首于其庙，……闻楚檄外，保靖、石砫、酉阳诸土司皆然。”直到民国时期，在七曜山区的马武、沙子、黄水一带仍流行“还人头愿”，不过已演化为用人血、猪羊血或草人代祭。
再次，名称痕迹。土家族的族称在历史上经过了由巴而夷、由夷而蛮、由蛮而土的发展过程。除上述以虎命名的地名外，石柱县境内还有十益乡的蛮王坪、王子坡，黄鹤乡的蹇蛮洞，鱼池乡的板獠槽，漆辽乡的七獠坝等，都是古代土著居民的地名。
最后，相同的姓氏特征。巴人的姓氏中多覃、向、田等姓，在石柱土家族中，覃、向、田三姓皆有，而向、田为人口较多的姓氏。
彭水土家族认为自己属巴人廪君的后裔。史传廪君部落在今湖北长阳县的武落钟离山(今名俍山)发展壮大起来后，立国号巴。巴人溯清江(古称盐水)流域向西发展，进入以今恩施施为中心的鄂西地区。他们中的一支进入今利川市境，再沿今郁江上游的后江河而下彭水郁山，开发郁山盐泉。另一支溯清江支流忠建河到今咸丰境，再沿冷水河、大河入阿蓬江，到达今黔江、酉阳境内，再进入彭水。他们以煮盐为业，用土舟运盐济楚，使郁山成为巴国的重要产盐区之一。他们大多以土家自称，冉、向二姓即为世居古黔中的廉君族属。
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记载：“周武王伐纣时，实得巴蜀之师，著乎《尚书》。巴师勇锐，歌舞以凌股人，前徒倒戈，故世称之曰，武王伐封，前歌后舞也。”巴人又崇拜虎，于是在军中乐器錞于上铸虎钮，称为虎钮錞于。彭水现有馆藏文物曾有虎钮錞于，为猴栗乡富山村农民周子正捐献，是对历史的印证。
王莽新朝(9--25)时，曾改涪陵(治所在今彭水郁山)为“巴亭”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：“亭，民所居也。”巴亭意为“巴人居住的地方”。彭水县境在战国、秦代均属黔中郡；唐代黔中道治所就位于今彭水县城。唐·颜师古在注释《后汉书》“黔中”时云：“黔中，即今黔州是其地，本巴人也”。
据多家族谱记载可知，历代又不断有外地的土家族人迁入彭水定居，与当地土家人融为一体。如：元至正十一年（1351），土家族秦安司(思安)避红巾军起义，定居彭水长滩坝；明洪武初，其长子国龙授唐岩长官司；次子国保迁计议(今三义)，其后一支徙忠县，生秦良玉。
北代黄庭坚寓居彭水郁山开元寺时，在《答从圣使君书》中提到制茶的“土人”，当为土家族的先民。这应该是对土家人最早的以“土”为称，标志彭水土家族的形成，以及其族称演变由“巴”到“蛮”再到“土”的完成，
今黔江、酉阳一带，曾隶属于楚国与秦朝的黔中郡、唐代的黔州，为巴人的居住地。酉阳人传说，他们不知道祖先何时从何地迁来，也不知道自己是何民族，只知道他们是世世代代居住下来的土著民族，只好叫作“土家”，以与外来的“客家”区别。酉阳龚滩镇对岸的悬崖绝壁上，有一个“蛮王洞”，据说是土家族先民“巴蛮”沿乌江进入酉阳后早期的居住地；县境内酉水河畔的三峿山（土家语称山为“峿”），相传是土家族大姓田、彭、白三姓的祖山。而在酉阳县龙潭镇居民王勃山处，征得春秋时代重4.9公斤的虎钮錞于一件。这些都明显带有巴文化特征。
秀山土家族的族源，与春秋时代的巴人和巴人统治下的当地土著人即汉代称为“武陵五溪蛮”的有关，还与唐代由云贵高原北部来的“乌蛮”和“僚”人有关。
据《路史》等书记载，远古伏羲生咸鸟，咸鸟生乘厘，乘厘生后炤，后炤生顾相。巴氏的顾相统一了夷水流域(今鄂西清江)母系氏族盐神部落，统率巴、樊、瞫、相、郑五姓部落，称为廪君。《世本》记：“廉君之先，故出巫诞”。清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五溪地，就是商代的於地，后人称为“商於之地”(今“於”简化为“于”，即后来的“巫”)，因此这一带形成了几千年的傩巫文化。土家民众至今还在崇拜傩神伏羲，称他“傩神爷”、“傩公”；称女娲为“傩神娘”、“傩母”。
秀山、酉阳在商、周属巴国之南鄙，楚、秦时黔中郡，两汉为武陵郡、巴郡、涪陵郡等。位于武陵山五溪区域。楚灭巴后，巴人流入这一带，分治五溪。秀山、酉阳地处五溪中的酉溪和雄溪流域。清光绪《秀山县志》记：“秀山溪洞蟠深，自古居奴、獽、夷、蜒之蛮。”这些巴人控制区内的各古族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被称为“武陵五溪蛮”或“五溪蛮”。
三国时期，吴国黄盖作武陵太守时，这里有巴、醴、由、诞四种民族的记载。后经西晋末的永嘉之乱，直到隋初，武陵民族实现自我治理达256年之久。到齐高帝时，酉溪田头被推为酉溪蛮王，保一方平安，促进了今秀山及其周边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。
“乌蛮”和“僚”人的迁入。唐末五代时，黔北高原上的冉氏、杨氏、田氏大姓，先后入主五溪和秀山各地，秀山土家族正式形成。
冉氏。清光绪《秀山县志》记：“五代时，中原棼挠，地陷于蛮，冉氏既据土千里，兼有今县东北诸地，其西南延袤百余里，则杨氏尽据之。”
杨氏。北宋政和四年(1114)，在今秀山西部、贵州东北边界地区置平茶洞，属羁縻思州，不久即被称为“南客”之一的土著人杨姓占据。史传酉阳有三种夷，曰仡佬，曰南客，日冉家。“南客”多散处于平茶；或云平茶有五种夷，一为“南客”。“南客”即“南平獠”，于唐代进入黔北、川南一带，后逐渐成为秀山杨氏等大姓土著的代称。南宋末，杨氏一支再由黔东北进入秀山，先后在邑梅、平茶、石耶一带建立土司政权正式对秀山进行统治。杨氏土司鼻祖杨再思，被奉为“土主”。秀山西南各地均有土主祠，又称飞山庙或土主庙。清光绪《秀山县志》记：“于时种落豪长，杨、田、彭、向称大姓，而杨氏尤强”，称“西南檄人”。
田氏。南宋绍兴二年(1132)，号称西南夷蕃部长的田佑恭，称雄思州为守令，统治五溪一带，兼有今秀山县东北宋农一带，被称为“耸侬蛮”，即后来的“宋农蛮”，与酉水一带的“酉阳蛮”、“后溪蛮”、“石堤蛮”被通称为“石堤土著”。他们多是原汉代以后武陵五溪中被称为“酉溪蛮”的后裔。田佑恭死后，被土家族尊为“土王天子”。建于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的宋农土王庙，就是祭祀“土王天子”的家祠，渝、湘、黔边一带田氏后裔及土家族、苗族群众，每年都要到此祭拜。
元朝对这一带的土司建制进行清理整顿，“命土封官”，推行土司制度。元代史书多称今土家族先民为“必际人”、“碧鸡人”和“打妖家人”，与现在的“毕兹卡”称呼音近意同。清代史书称当地土著领袖为“土酋”，称土司、土司兵“土官”、“土兵”；称这里的居民为“土蛮”、“土僚”、“土人”。名称各异，但均不离“土”，都是对于土家族的称谓。
先秦巴人迁入渝东南以后，便与当地土著居民日渐融合，共同开发武陵山区。他们进行盐业生产，并以自己擅于舟楫的长处，将盐巴远销到巴、楚各地。秦汉三国两晋，中央王朝一方面在设立郡县区域派官员前往控制，另一方面又对归顺的民族首领委以官爵，让其按原俗统治地方，即对巴人实行羁縻政策。唐朝正式建立羁縻州县统治，由土家族首领治理地方。宋朝继续推行羁縻制的土官统治，任命了不少刺史。这些土官世代承袭，具有军、政双重权力。秦汉时，渝东南土家族社会生产尚处于“火耕水耨”阶段，农业产量较低，还需要渔猎伐山来补充粮食的不足。唐代农业发展较快，土家人大多“力于农耕”，平地种植水稻，产量较高，山区丘陵种植杂粮。同时还采茶、采药、取蜡、织锦、炼朱砂水银、割漆等农副业生产。所产溪布、洞锦、苎葛布等纺织品十分精美。土家社会封建领主经济形成并有所发展。
元明王朝加强了对渝东南土家族地区的统治，设立酉阳、石砫二个宣抚司，后又都升格为宣慰司。在土司制度管理下，土家族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。农业普遍使用牛耕，平坝广泛种植水稻，采用开沟引水或用“筒车”提水灌溉农田。山地种小麦、杂粮，区仍沿用“烧畲”耕作方法，产量较低。纺织业发展较快，能用丝、棉混纺织布，技术水平与附近汉族相当。手工雕刻技术很高，石柱土司衙门的玉音楼，做工精细，有七楹三层，高20余米，十分宏伟，是古代土家族建筑艺术的代表作。
清朝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，打破了土司的封闭式统治，有利于渝东南地区与外地的经济文化交流，促进了土家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封建领主经济彻底被封建地主经济取代。改土归流后，土家族不断吸收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。铁犁、铁耙代替了过去的木犁、木耙；重视修塘筑堰，引水灌溉，灌田时使用水车、筒车、手摇式“吴蚣车”等提水工具。广泛应用冲筒、水碓、水碾、水磨等碾米、磨面、榨油。开垦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。农作物品种增加，种类与周边近汉族相当，稻谷就有早中晚稻，稻米分糯米、粘米类。经济作物油桐、油茶、茶叶、棉、苎麻、采药等业大有发展。彻底改变了过去农不知粪、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技术，采用按季播种、复种、施肥、除草、休耕、抠青为肥等先进耕作技术，使产量大大提高。家庭纺织在土家族社会占有重要地位，女勤于织，采用了较先进的脚踏纺车，提高了工效和质量，户多机杼声，多为自种、自纺、自织、自染“家机布”、“麻布”。土、木、竹、石、裁缝、机匠各有专职。出现了以出卖手工产品为生的手工业者。木工的雕镂、刻画、铸工的铸枪、冶炼、农具制造皆工艺精细，质量坚牢。采矿也发展起来，秀山的硝矿彭水郁山的盐业都很有名。商业相当活跃，汉商大量涌人，秀山、酉阳、彭水都是湘、鄂、川、黔四省的重要商业集镇。光绪《秀山县志》记：“秦、吴、荆、豫等处大商，奔走数千里，到秀山经营油业，以为专业。”酉阳的龙潭镇、龚滩镇成为省际边贸商品的销售转运中心，外地商人从酉阳运出桐油、蓝靛、生漆、茶油、五倍子等，输入食盐、棉花、绸缎、药材、海味等。光绪《彭水县志》记当时彭水“近年来舟楫往来，商贾辐辏，百货云集，盐、茶、油、漆、苎麻诸物，转运各地，而楚、黔、闽、粤、江右（江西）等省，具通商贩焉。”
土家族人民，民风纯朴，勤劳勇敢，素有忠贞的爱国精神光荣的革命传统。不仅在开发渝东南、发展生产上作出了贡献，在抗击外来侵略、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也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伟绩。
如：明嘉靖三十三年(1554)冬，朝廷征召酉阳宣慰司所辖秀山、酉阳境内土兵3000名，赴东南沿海抗击倭寇。次年，他们与湖广土兵、广西壮族俍兵协同作战，以“有死之心，无生之气”的英雄气概，取得抗倭战争“东南战功第一”的王江泾大捷胜利，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光辉篇章。
又如：明末巾帼英雄石柱宣慰使秦良玉，统土家“白杆兵”平叛、援辽，屡建战功，曾受祟桢皇帝平台召见，并赋诗四章，彰其功绩，在明末清初的动乱年代，长期保一方的社会平安。再如：土家族同盟会会员温朝钟、黄玉山，1911年1月领导黔江起义，攻克县城，与清军浴血奋战，壮烈牺牲，显示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。
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，渝东南产生了震全国的“黔江精神”。从某种意义上，“宁愿苦干，不愿苦熬”口号的提出与实践，又是两千年来巴人与土家族精神文化的继承和升华，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，当年黔江地区人民创造过扶贫开发的奇迹和巨大物质财富，至今仍不失为一笔宝贵的无形精神资产。
重庆土家族传统文化积淀浓厚。山歌、摆手舞、花灯、土戏，是传统的土家族民族艺术；西兰卡普，是土家族有名的民间工艺品。赶年节、四月八、尝新节、牛王节等，是土家族的特色节日；而肉沫合渣菜、火炕腊肉、油茶汤、酿豆腐、罐罐茶、咂酒，则代表了武陵山土家族的饮食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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